帮59位农民工走上依法讨薪路

2010-10-21 15:31:44 来源: 中国法律援助网 浏览次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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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崇川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朱国庆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我叫朱国庆,是南通市崇川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帮助59位农民工走上依法维权讨薪路》。

  2009年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铃声,区维稳小组打来电话:南通某纺织公司老板,为了躲避民间高利贷债务,于节日期间悄悄弃厂外逃,不知去向。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现在情绪非常激动……

  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多年,我十分清楚,稍有不慎,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一放下电话,我很快准备好有关材料,联系区公安、劳动监察等企业维稳小组成员单位的同志,一起赶往十余公里之外的厂区。

  此时的纺织公司已是人声鼎沸,考勤表、劳动合同、订单等资料散落一地,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公司门口,群情激愤。看到有政府的人来了,大家立马围上来,痛斥企业老板的不义,诉说自己的困难。家住洪泽县的农民工严灯勤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我的父母都快80岁了,生病在家,由妻子照料,女儿刚上大一,全靠我打工维持,政府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在现场一边安抚工人的情绪,一边找工人和管理人员了解情况。据介绍:公司现有59名农民工,大部分来自外地,有安徽、山东、湖北的,还有来自陕西、四川、贵州的。公司原本经营不错,可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发出的一批货物被客户以产品质量有问题为由拖着迟迟没有付款。小企业很难向银行借到钱,为了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公司老板只得以3分的月息,借民间高利贷以解燃眉之急。为了与企业共度难关,工人们几个月都没有领到工资,加班加点、起早贪黑地工作。可是,高利贷驴打滚,利滚利,企业越发还不起。无奈之下,老板竟玩起了失踪,留下了这付烂摊子。目前,一线农民工被拖欠2个月工资,部分管理和后勤人员被拖欠半年的工资,总计有65万余元。我们还了解到,公司没有库存产品,只剩车间里还有两组纺织设备,价值100万元以上,其中一组纺织设备没有办理过抵押或产权转让。

  我们随即察看了车间里的两组纺织设备。路过车间后面一排低矮的简易平房,只见每个房间挤放着四组双层钢丝床,屋内堆放着很多杂物,显得零乱不堪。看到工人们如此的生存环境,心理真不是滋味,我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工早日讨回血汗钱!

  回到工人们聚集的公司门口,区劳动监察中队的许队长大声说:“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请法律援助中心的朱主任给大家解释。”话音未落,就有人喊起来:“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要走什么法律程序,都是糊弄人的,我们现在就要钱!”一时间,现场又开始七嘴八舌,局面再度混乱起来。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不少该公司的其他债主也闻讯赶了过来,有的债主还带来了搬家公司的货车、拆卸工具和搬运工,准备抢搬公司资产去抵债。看到这种情景,工人们慌了,有些工人迅速找来了木棍、铁扳手等,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样子,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我清楚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制止现场的混乱,引导59名农民工走上依法维权之路。我们请一同前来的公安民警维持好现场秩序,并对其他债主进行疏导,劝说他们要顾全大局,依法维权,同时正告他们不得哄抢企业资产,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看到有公安民警在场,债主们都被震住了,带着各自的人相继离开了,现场紧张的气氛这才慢慢缓和下来。

  我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做劝说工作,安抚大家的情绪,向大家详细介绍依法维权、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反复重申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讨回工资。这时有工人问道:“老板跑了,政府能不能支付我们的工资”?我解释说:老板逃了,企业的工资由政府来支付,这不可能。但是,政府关心你们,温总理还专门为农民工追讨工资作过批示。要讨回工资,必须及时走法律程序,否则,还有可能错过维权时机和维权时效。

  看到工人们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接着说,“将心比心,我对大家的遭遇感同身受,你们上有老,下有小,要靠打工的钱赡养老人,供孩子读书;有的亲人长期生病,巴望着这钱拿回家治病……大家一年忙到头,工作和生活都十分辛苦,到头来工资还被拖欠,这确实不公平。可是刚才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其他债权人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一定要与时间赛跑,如果不赶在其他债权人的前面走法律程序,可能真的要血本无归了。请大家相信我们,会想办法把大家的工资讨回来”。听到这话,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看到工人们露出期待的神情,我开始和59位农民工共同商量,立即着手做好三件事:一是尽快推举出工人代表,以便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二是每人填写好员工登记表及被拖欠的工资清单,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在法律援助申请资料上签名,早日启动法律援助程序;三是收集与用工主体有关的证据材料,并组织工人轮班看护公司的机器设备,避免资产的流失。这几项工作落实妥当后,大家好像吃了定心丸,激动的情绪进一步冷静下来,我们终于正式启动了法律援助维权讨薪的艰难历程。

  在我们和工人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星期后,法援中心完成了前期的证据收集工作,随即安排叶金华律师准备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然而,在对案件的全部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后,一道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59名农民工兄弟究竟该告谁?

  这家企业注册成立于2007年3月,股东(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板)为沙某和赵某,其中沙某是法定代表人。2008年12月,该公司因未能通过年检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沙某和赵某成为了实际出资经营的老板。而在该公司的外墙上,又赫然写着“某拖浆厂”的名称。公司对个别农民工出具的工资欠条上,仅有老板沙某和赵某的签名,也没有加盖公章。纺织公司、拖浆厂和老板沙某、赵某,他们之中究竟谁是本案的被诉人呢?农民工代表袁玉标一听说公司早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急了,“这不是违法经营吗?怎么办?”叶律师自信地对他说,“你别急,你们老板钻不了空子,这反而对你们工人有利。按照法律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继续经营的,是非法用工,实际经营者要与公司或经营企业共同承担责任。纺织公司、沙某和赵某无疑应被列为被诉人”。

  那拖浆厂该不该列为被诉人,共同承担责任呢?按理说,拖浆厂与纺织公司其中只能有一个列为被诉人,但是,当涉及两组机器的归属问题时,如果纺织公司辩称,机器设备不是纺织公司的,而是拖浆厂的,那又要重新告拖浆厂,将使时间延误,有可能让其他债权人捷足先登。

  面对复杂的案情,大家动足了脑筋。为了保险起见,我与叶律师商量后决定,在劳动争议仲裁申诉书上将纺织公司、拖浆厂、老板沙某和赵某共同列为被诉人,然后在仲裁阶段,视被诉人的抗辩意见,再主动申请撤回其中某一用工单位,以堵死可能出现的漏洞。我们将这样设计的仲裁申诉方案一一解析给5位农民工代表听,他们边听边点头,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承办律师于2009年10月15日,将仲裁申诉材料递交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 2009年10月21日开庭当日,除了5位农民工代表外,其他的农民工也来了不少,仲裁庭里坐不下,有些农民工就挤在庭外的过道里旁听,虽然人很多,但没有人乱说话,都在静静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庭审时,老板聘请了代理人出庭应诉。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老板弃厂外逃后不会出庭,更不会请代理人出庭。看来,我们告老板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终于把躲避在外的老板给逼出来了。

  庭审中,被诉方代理人对纺织设备归属于纺织公司,并以其名义组织生产经营,以及拖欠工人工资的具体数额均无异议,但对两位老板被列为被诉人提出了强烈抗辩,理由是公司已对吊销营业执照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纺织公司仍旧是合法经营、合法用工,不应将两老板列为被诉人。被诉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开脱老板的个人责任,避免以家庭财产还债。

  这一下子触及了解决问题的要害,我暗自为庭上的叶律师捏了把汗,工人们则更紧张了,大家屏住呼吸,全场一片寂静。只见叶律师从容地按照庭前设想好的方案,当庭申请撤回对拖浆厂之诉,并对被诉方的抗辩意见进行了反驳:“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停止执行。因此,纺织公司在受到处罚之后,即失去合法的经营资格,属于非法用工单位。故列纺织公司、老板沙某和赵某为共同被诉人,共同承担工资给付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律师的反驳义正辞严,被诉方代理人再也没有提出新的抗辩意见,现场农民工们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此时才算落了地。

  2009年10月26日,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做出了裁决:纺织公司支付赵建林等59人工资报酬合计655876元;沙某和赵某对纺织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无限连带给付责任。农民工们的诉求全部得到了支持!

  拿到了胜诉的裁决书,工人们固然高兴,但他们仍然担心最终能不能拿到被拖欠的工资。5位农民工代表与我和叶律师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叶律师说:“距春节只有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了,按照正常程序,通过申请执行、财产评估、拍卖等,费时费力,春节前工人们肯定拿不到工资。”我说,“根据以往办案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有人能够出钱将设备等资产买下来。可以先让老板将纺织设备抵偿给农民工,再由农民工转让给第三方。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工厂还可以继续生产,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也保住了,岂不更好?”

  在征得工人代表的同意后,叶律师通过老板的代理人,终于和老板沙某和赵某取得了联系,多次给他们做工作晓以利害,提醒他们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问题,他们个人就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老板沙某和赵某表示愿意配合我们,并联系到对公司设备“感兴趣”的第三方徐某。徐某前来考察,看了公司的设备后表示“要我买下来可以,但必须让我买得放心,不能有任何权属纠纷。”于是,我们帮助59名农民工通过法院执行裁定书的方式,取得公司纺织设备的所有权。同时,向徐某提供5名工人代表的推举书原件。这就如同办理房屋产权证过户手续一样,让徐某消除了购买设备的顾虑。在解决了徐某的后顾之忧之后,我们又与他进一步商量,能否保留这批农民工继续就业,做到设备有人操作,农民工有活可干。通过细致的沟通谈判,徐某也被我们对待农民工兄弟的真诚所感动,爽快地与大家达成了三方协议:即由纺织公司老板将公司的一套机器设备抵偿给农民工,冲抵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再由农民工将机器设备有条件地转让给第三方徐某,转让价款为纺织公司拖欠全体农民工工资的总额,其中工资总额的50%在协议签订时支付,余下的50%在2010年春节前支付。同时,59名农民工全部加入到第三方,协助第三方组织开展生产,第三方对于农民工们签订协议以后提供的劳动,给予及时足额的劳动报酬。

  经过这样的协商调整,原先的僵局顿时变成了一盘活棋:作为维权者的农民工既讨回了工资,又落实了新的工作单位;作为老板个人解除了无限连带责任,放下了包袱;作为受让者的第三方徐某,则在通过较低价格获得整套资产的同时,还获得了现成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从而实现了59名农民工、纺织公司老板和受让方徐某三方皆大欢喜的结局。

  2010年元月,59名农民工先行拿到了50%的工资款,并重新有了工作岗位。接着,在我们的敦促下,所有被拖欠工资在春节前全部落实到位。

  看着农民工脸上露出的灿烂微笑,听着厂区重又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我们如释重负,十分欣慰。春节前夕,两位农民工代表给我们中心送来了锦旗,上面写道:“扬法律之剑,护职工权益。”农民工代表袁玉标握住我和承办律师的手说:“没想到不花钱的官司结果这么好,没想到你们能想出这么多的好办法来,谢谢,谢谢!”通过这一案例,让我们再次看到:真情,自能融化坚冰;正义,定会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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