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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创新发展迎来新时代

2018-03-08 09:51:59 来源: 农民日报 浏览次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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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农民日报社启动的2017中国“三农”创新榜公益推介活动,经广泛遴选和权威专家评定,十大创新典型脱颖而出。2月25日,在京举行的“三农”创新研讨会上,十位获奖地方代表围绕各自创新实践进行了经验交流,有关专家做了精彩点评。今日本版刊发专题报道,一同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和点评。

玉林市:书写“田园综合体”优秀答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农委主任 陈运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有一片美丽的“五彩田园”。该示范园区集合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等要素,立足乡野自然景观,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并辐射带动外来人员就业,形成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相融合的新园区建设模式。

  “五彩田园”示范园区的成功创建,让玉林市打出六张名片:

  第一张名片: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2015年1月,玉林“五彩田园”被广西自治区政府授予“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称号,同年10月被农业部授予“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称号。第二张名片:现代农业产业园。2017年,玉林“五彩田园”产值逾百亿元。第三张名片:人才高地。2015年11月,被国家人社部授予“国家研究基地”称号。第四张名片:休闲美丽乡村。2015年8月,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性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2016年10月,被农业部授予“中国休闲美丽乡村”。第五张名片:大公园。2015年,中国农业公园国家课题组把这里确定为中国农业公园。第六张名片:风景区。2014年,园区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现在正努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点评人: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尹成杰 

    广西玉林“五彩田园”的成功创建,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田园综合体”最生动最形象的诠释。“五彩田园”不是单项要素的创新,而是多项要素的集合创新,既有农业发展新模式创新,也有农业产业发展新业态创新,还包括农业经营机制发展新动能。建设田园综合体,农民是主人,农村是主体,农业是主业,产业是核心,分配是关键,体制是保障。“五彩田园”的经验非常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指导性。 

  青海省:草地生态畜牧业绿色崛起 

  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 马清德 

  起始于10年前的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探索性实践,青海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实施了搭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规范合作社运行、转型发展为主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全省883个纯牧业村实现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全覆盖,2014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唯一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二是把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饲草料产业、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四位一体”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的基本抓手;有机认证草场面积6089万亩,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核减牲畜570万羊单位,基本实现草畜平衡。三是做到任务落实、宣传动员、指导服务、试点示范“四到位”。四是强化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提升科技水平、改善基础条件、打造特色品牌、拓宽增收渠道、坚持绩效考核“六项措施”。打破单家独户生产经营方式;推广“藏羊牦牛高效养殖技术”,藏羊两年三胎、牦牛一年一胎成为现实。

  这四项措施的落实,收获了四个可借鉴、可复制的有益成果:一是转变了牧民经营理念;二是创新了生产经营方式;三是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四是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

  青海生态畜牧业建设能够列入全国“三农创新榜”,离不开党的“三农”政策的正确指引,离不开农业部等国家部委的全力支持,更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创新实践,也离不开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热切关注和媒体人的妙笔提炼。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跟紧新时代、抓住新机遇、再创新佳绩。

  点评人: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 陈晓华 

    青海通过资源量化、股份合作,助力草地畜牧业发展的改革实践,对于当地牧民生活改善和收入提高都很有意义。青海确定了生态优先的原则,真正按照“以草定牧”来组织实施。在对草原农牧修复、依草定牧等领域,青海找到了有效的体制机制和实现办法,也为实施草原奖补政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通过改革,青海草地畜牧业确确实实走上了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使青海牧民也找到了致富的道路。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巧解发展难题 

  四川省崇州市委常委 王成龙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四川省崇州市在优化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形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为基本构架的农业“共营制”。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破解农业谁来经营难题。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入股,工商注册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采取按经营纯收入1∶2∶7(即10%作为公积金、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佣金、70%作为社员土地入股分红),辅以超产分成或二次分红等方式,保障入社社员收益。

  推进职业经理人种田,破解农村谁来种地难题。搭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服务体系,选择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农机农技能手等为培育对象,通过建立专家学者、农技推广人员互为补充的教学师资队伍,整合培训资源,建立职业农民“双培训”机制。

  推进农业服务社会化,破解生产谁来服务难题。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方式,构建农业科技、品牌、金融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通过这些措施,崇州全市土地规模经营率71%,粮食规模经营率达75%,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46个,入社农户9.2万户,农业职业经理人人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而且带动了以稻田综合种养为核心的立体循环农业发展,入社农户也从小规模分散经营中解脱出来。

  点评人:农业部农村经济与经营体制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 

    农业“共营制”创新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前提下搞土地股份合作,解决了怎样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在经营制度创新方面独具特色,依托职业经理人和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实现小农户和社会化的有机衔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各个新型经营主体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大力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降成本、提效益,实现现代农业规模效益。 

  浙江省:“坡地经济”催发农旅新融合 

  浙江省“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项目 ”专家组成员 陈安华 

  浙江省有395万亩的低丘缓坡用地,其中可开发建设用地410万亩。在破解用地矛盾上,浙江把目光投向了丘陵缓坡地。

  精心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全省开展“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工作方案》和《全省“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三个一”行动计划》。联动协调,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由9个厅局组建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在各市县由政府牵头、各部门参与。规范运作,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申报、审查用地管理负面清单等规范性文件。周密组织,实施多类型的试点项目。全省38个县市区共申报了379个项目,突出可行性、适用性、实效性。总结完善,研究深化试点工作。通过不断试点,来逐步验证政策、完善政策和推广更优化的政策。

  在具体实施中,浙江坚持多规合一、精准用地;实行点状布局、垂直开发、房在林中、园在山中;实施征转分离、分类管理,点面结合、差别供地;以宗确权,一证多宗,对单个地块以其宗地作为确权依据,同时按照地块的不同用途或者产权的需要核发多宗地一本证或者单宗地一本证书。

  通过这些举措,浙江初步形成了山坡地开发利用的机制,有力助推了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乡村地区的用地规划、用地规模和用地占比的问题,减轻了耕地占比平衡的压力;形成了农民、政府、业主三方共赢局面,特别是随着试点项目进入运营期,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和居民致富。

  点评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 柯炳生 

    浙江“坡地村镇”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土地增量上下功夫,充分把坡地、荒地用好,极大盘活了闲置土地,使乡村游经济、民宿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发展“坡地村镇”,规划先行,各部门协同作战,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更要契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要求,要建设好农民自己的新农村,加大通路、通水、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植被绿化等手段助力生态发展。 

  武汉市:“三乡工程”撬动振兴新实践 

  湖北省武汉市农委副主任 舒炎发 

  湖北省武汉市近年积极谋划“三乡工程”举措,撬动乡村振兴发展动力。

  首先,注重“五个坚持”,强化工作新抓手:坚持系统推进。切实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市直相关部门、各区的资源和力量,确保抓紧抓好;坚持市场化运作。将农村闲置资源在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门户网站挂牌,供市民、企业选择并交易、见证;坚持政策支撑,先后出台黄金20条、钻石10条,利用闲置农房为核心发展农村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坚持信息公开。将农村的闲置资源、规划设计、适宜发展产业、环境、信息,通过报刊、电视、网站等传统与新型媒体向社会全面公布;坚持示范引领。通过召开现场会,向社会推出一批“三乡工程”实施卓有成效的典型典范。

  其次,创新“五种模式”引领农村新业态。一是乡村旅游型。引进企业在村内建设旅游项目,带动村民增收;二是生态农业型。通过土地流转,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发展;三是文化创意型。通过在村落周边利用民房为艺术创作提供灵感和空间,发展文创产业;四是文明公益型。以高校教授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在古村落开设文化书院,倡导文化传承;五是农事体验型。以参与、了解农业生产为主体内容,吸引广大市民体验农村田园生活乐趣。

  再次,突出“五个结合”打造发展新引擎。一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二是脱贫攻坚相结合;三是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四是与农业文化旅游相结合;五是与养老事业相结合。

  点评人: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 潘岗 

    武汉“三乡工程”最大特色就是充分依靠社会力量,用市场机制去激活城乡要素有序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乡工程”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直指“三农”根本,打出政策组合拳,核心是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让农民下乡有盼头、能人回乡有劲头、企业兴乡有赚头、农民增收有奔头。“三乡工程”盘活了农村农房、土地等要素,吸引城市资本进入农村, 

    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更多农民脱贫致富。 

  袁家村:“一新九法”做强新集体经济 

  陕西省咸阳市委农工办主任 赵强社 

  十年前,陕西省咸阳市袁家村还是一个空壳村,如今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成为新集体经济助推乡村经济的现实样本,探索出新集体经济“一新九法”模式。“一新”就是新集体经济,走新集体经济路子;“九法”就是九个“新”建设方法。

  2007年以来,袁家村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以村庄为载体,以村民为主体,通过股份制改革,经过一系列创新实践,探索形成三产带二产连一产的“三产融合”发展体系,以股份合作为纽带的共建共享共富的分配体系,以党建引领、政经分离为基础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营体系,成功探索出一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袁家村模式”,即创新实现形式、创新运行机制、明确发展方向。

  十年来,袁家村集体经济积累从2007年1700万元增长到2017年21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8600元增长到2017年7.5万元,成为闻名全国乡村振兴的标杆。袁家村模式的经验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新集体经济,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村集体与村民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统一管理,实现产权共有、分配清晰、共同富裕的合作性集体经济。

  点评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主任 赵泽琨 

    袁家村的成功经验已得到不少成功复制,成为中国美食界、乡村旅游界、美丽乡村界的一个典型。“无中生有”是袁家村成功的价值所在,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产业。他们创新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实现人人共享、人人有股份、年年分红。袁家村之所以能够搞得活,是源于内生动力,调动了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家村注重品牌经营,从源头把控农产品质量,其经营发展方式从美食延伸到民宿、休闲产业等领域,增加了农民收入。 

  江阴市:村级医疗互助成功全覆盖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虞卫才 

  2017年,江苏省江阴市通过“政府引导、村委主办、社会共建、村民共享、平台服务”,全面实施村级医疗互助制度。3个多月时间,全市基本实现全覆盖,覆盖人群86.2万人,年度补助资金9500万元,年度有10万人次群众领取到补助。

  江阴市先后出台《2017全市农村工作要点》《关于在全市推行村级医疗互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对村级医疗互助建立制度规范;村级医疗互助是村委会办理的本村公益事业,村委会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履行各项议事程序,公开民主决策;村级医疗互助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村民自愿出一点、村集体扶持一点、社会赞助一点”筹集资金,筹资标准和渠道由各村民主决议确定。

  通过公平高效运作,各村的村级医疗互助资金全部放在本村村委会账户,专户储存、专人管理、专款使用,全部用于村级医疗补助;各村都通过“福村宝”专业服务平台在线精准设计自己村的按病种补助方案,做到“以收定支、收支可控、略有节余”;村民单次住院总费用达到3000元以上的,通过“福村宝”APP上传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基本医保结算单3项资料。村民只需跑一次,就可在村委会直接领取补助,操作方便、快捷。

  村级医疗互助精准缓解因病致贫返贫,降低贫困发生率;通过开展村级医疗互助,农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蔚然成风;通过村级医疗互助,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

  点评人:中国农业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孙林 

    当今,农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比较普遍。江阴市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使村级医疗互助成为新农合之外的“第二医保”,覆盖全市行政村超过百万人。江阴不搞“毛估”和“大概齐”,而是在专业精准服务中求发展。把农民的事特别是农民最关心的民生大事放在心上,用智慧创新建立了政府担当、村民自愿、村集体支持主办、社会赞助共建、专业水准服务的乡村医疗互助有效新机制。村民自愿掏一部分钱、社会赞助出一部分钱、村里拿一部分服务费,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引导、担当职责,角色作用定位清晰。 

  毕节市:精准施策成就脱贫新探索 

  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光友 

  贵州省毕节市走出了一条以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为主题,以多党合作服务脱贫攻坚为特色,以改革试验创新为动力,以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为根本,以精准施策精准脱贫为主线,以筑牢党的执政根基为保障的脱贫攻坚“毕节之路”。

  坚持科学治贫,破解贫困难题。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坚持多党合作,聚力同心攻坚。推动了国务院批复实施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协调国家22个部委出台28个支持毕节试验区脱贫攻坚的差别化政策。坚持改革创新,增强脱贫活力。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人地挂钩“金沙桃园”经验和“三级联动视频接访”机制。坚持精准施策,实现精准脱贫。试验区不断创新扶贫模式、完善脱贫机制,确保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坚持党建引领,激发脱贫动力。坚持以“大党建”为统领,着力选优配强“两委一队三个人”,把党组织建在村民小组上、建在产业链上,推行“基层党组织+”模式。

  点评人:中国农村杂志社总编辑 雷刘功 

    毕节脱贫攻坚的创新价值体现为三个“案”,即个案、方案、答案。个案就是探索了从唯一到普遍的规律,完成了从试验到示范的实践,实现了从贫困典型到脱贫经验的嬗变;方案就是毕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提出了“开发产业、生态建设”的大扶贫思路,形成了“党建带头、多渠注水”的“社会共富”扶贫机制;答案就是毕节的创新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形成脱贫攻坚的大合唱。 

  安徽省:产业化联合体带来新活力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 王华 

  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指导意见》等,提出到2021年,全省各类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达到4000个,其中省级示范联合体1000个;示范创建了410个带动力强、效果突出的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为各地学习借鉴的样板;整合涉农资金,支持联合体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提标扩面。整合涉农项目向联合体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2016年、2017年,通过财政、金融等渠道支持联合体发展的资金分别超过15亿元、23亿元。

  目前,安徽省各类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体近1500家,加入联合体的龙头企业1673家,合作社3043个,家庭农场及专业大户17853个。联合体发展成效初显,促进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串联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生产环节;促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体带动近288.8万农户开展标准化生产;联合体实现了农业生产和服务规模的提高,农业生产成本普遍下降15%至20%,加入联合体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非联合体农户收入15%;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开展全托管社会化服务,优惠供应生产资料等,托管土地面积达到16000亩。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朱信凯 

    产业化是个老话题,联合体也是个老话题,把政府和产业化联接在一起,就有了新办法,新在政府在其中推动,破解了农业天生的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没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就不可能催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看安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其比较优势互补的潜在收益和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新型经营主体都已经具备,而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有效推动,让联合体潜在的优势得到极大释放。 

  金山区:筑牢畜牧业绿色发展防线 

  上海市金山区委农办主任 张亚军 

  近年来,上海市金山区提出,将畜牧业打造成都市现代绿色畜牧业的典范。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金山区整治了1067家不规范畜禽养殖场点;提升畜牧业生产水平和能级。建成22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探索推广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金山区成为上海唯一一家纳入农业部设施蔬菜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的区,成为上海首家被国家认监委纳入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的区;创新动物疫病防控和质量安全监管新机制。金山区转变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收集处理模式,实行第三方公司开展收集工作的模式。

  金山区打造都市现代绿色畜牧业监管新模式,建成上海首家机器人智慧农庄,通过手机可24小时远程遥控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进行作业。通过搭建金山区“动检通”移动智慧畜牧监管服务平台,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动检通”金山模式。金山模式将移动动物检疫监管系统打造成综合性移动智慧畜牧监管服务平台;“动检通”数据收集处理中心实现全区畜禽养殖信息的全覆盖,生猪、奶牛、蛋鸡、肉鸡、鸽子等金山区主要的畜禽品种全部纳入平台。

  点评人:农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李炜 

 

    金山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都市农业中有必要保留一定份额的畜牧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环保压力大,金山区通过在畜牧业的监管中引进移动互联网技术,有效破解行业痛点;新技术让监管制度完全落地成为可能。“互联网+”促进了监管方式乃至监管制度的革新;上下联动为创新孵化创造良好的环境。金山区农委和金山区枫泾镇政府上下联动、协同合作,为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建立了有效运作机制。

(责任编辑:本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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